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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文敏工伤赔偿案一审判决书就主张……把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责任推给承担风险能力有限的自然人，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有违我国宪法和社会主义的公德，……。

禁令式的治理，其发动背景在于，整体违法违纪态势严峻，日常性治理不足以有效应对。他认为，在对违反禁令人员的处理上，首先应引用法律、法规的规定。

④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10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更多地体现了人治的价值观念。禁令迭出，针对禁令的争议也异彩纷呈。其次，秉承治乱世用重典的传统思想，运动式治理的实行有可能导致人治思想对法治精神的冲击。此外，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对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且经教育不改的公务员还有辞退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某种意义上，运动式治理能够满足民众对于净化社会风气的心理需求，进而增强社会团结和稳定社会秩序。[11] 杜钢建,郑军,邓剑光：《近三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12期。

对此，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批评道：某些科学如果必须忙于从事探讨自己的方法论，就是带病的科学。[47]《法学》月刊在2009年第3期和4期，连续登载了郑贤君、朱福惠、董和平、胡锦光、马玲、秦前红、陈弘毅、黄正东等诸多学者的相关评论性文章。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形成之后，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政治背书。[68] 参见韩大元等著：《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唯有如此穿梭不息，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理论与社会变迁的同步对接。（三）中国意识与方法的初步觉醒如果说，宪法司法化的论调多少与中国的宪政体制和传统有些抵牾，亦反映出中国宪法学研究更多地处于理论移植阶段，中国宪法学仍未形成。

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也是每一个人自由心灵的站立。[42] 管华：《60 年宪法学研究的十大关键词》，《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62]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但遗憾的是，新的宪法观念仍未形成。

第三，修宪实践与宪法研究的互动与跟进，是观察新中国宪法学研究脉络的第三条线索。袁畅：《风雨兼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新闻观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69] 韩大元：《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陈红太：《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等。

[43] 相关论述参见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大元教授曾解释道：自2000年以来，宪法学者们对新中国宪法学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同时，也思考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

既有的社会学、经济学研究都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需要区别来看。但直至2007年《物权法》出台，双方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52] 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32页。如果真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流派，那倒是中国宪法学与宪政建设的幸事。[58]笔者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社会主义宪政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其结果也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研究正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参见下表）。而韩大元教授的《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则集中阐述了宪法解释学的主要立场和方法。（一）差序格局是如何形成的？1.实用主义的理路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激情动荡，执政者和人民都在思考中国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建设的出路。（二）宪政概念的变迁1.第一回合：何为宪政和宪法概念的命运相似，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为宪政的问题也始于对经典作家表述的超越，也经历了两个回合的反复。

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学的建构过程，就是接纳并融合本国政治实践的过程。孙志刚事件发生一年之后，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又成立了一个专门审查地方法规是否违法或违宪的法规备案审查室。

什么是宪法，仍然处于莫衷一是、雾里看花的境地。2009年，田飞龙博士曾经在梳理中国公法学三十年时，作出了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形成的学术判断，并且借用洛克林的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勾画了一幅中国宪法学人物图谱。

[32]《法学》月刊杂志从2007年第3期周其明博士的《宪政正当性论略》一文起，至2008年第10期文正邦先生的《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一文止，累计刊登相关笔谈或论文20多篇，反驳宪政概念取消论。与法律学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不同，政治宪法学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场域，试图把失落已久的主权、人民性、政治性等概念重新带入宪法学的世界。

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尽管经过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争，宪法学界同仇敌忾、集体出击，也认识到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观念具有时代局限性、文化局限性和逻辑局限性，[21]并且区分了作为母法的宪法、作为公法的宪法、作为元部门法的宪法等多重命题。宪法与民法关系的争论遗产未待清点，什么是宪法的讨论又被带入另一个场域，即什么是中国宪法。[⑩]而21世纪以来，中国宪法学已开始步入认真反思和重构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阶段。注释: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央地财政权限配置与规范的宪法学研究》（10YJA820075）的阶级性研究成果。

[66] 例如，包万超：《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北大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5] 人民网曾以宪法不再休眠，国内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审结为题进行报道，《人大研究》2001年第11期摘编了该篇新闻。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宪，修宪年份的前后都有一波宪法学研究的热潮。这仍然是符合我们所描述的主题差序格局。

(2)从知识论看，中国宪法学研究并没有严格遵循什么是宪政、建设什么样的宪政、怎样建设宪政的逻辑顺序展开，而是在宪法司法化（即先讨论怎样建设宪政，再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宪政）碰头受阻后，才大规模回头反思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中国宪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问题。[⑧]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宪法学界才又重新开始广泛地探讨宪政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而在另外几条线索上，从良性违宪的学术争鸣开始，实践性话题便已嵌入中国宪法学的解答范围，相应地，中国问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研究中心。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引用以发表版为准。[①]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②]之时的回顾未去。当然，观察线索并不限于这三条，例如个案化的宪法事例、经济发展与宪政转型等都不失为很好的分析理路。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宪法学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命题进行了学术争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政主张在中国已经过时，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宪政主张，要害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实质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回眸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回望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国家建构，回顾近代中国百年宪政的风雨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富国强兵的宪政之梦，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乌托邦，以及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理想国，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从政治转移至经济，全方位的国家制度建设常常是被忽视的一环，宪政思想的启蒙与宪政理论的建构更是一项未竟的事业。[28] 郭道晖：《宪政简论》，《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

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有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教条，尽可能从中立与客观的视角来审视宪法对社会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才能成为科学家与法学家的宪法，而不只是政治家或宣传工作者的宪法。此时此刻，知识界再次兴起的宪政热，不仅是学术观点的喧嚣与争鸣，更是国人在宪政层面上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深度关切与理性思考。